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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與前瞻:中國婦女地位變遷

                                ——聚焦2019中國社會學年會性別分論壇

                                作者:李珊珊  來源:新華網  發布時間:2019-08-21

                                編者按

                                近日,中國社會學會2019年學術年會之“中國婦女地位變遷:回溯與前瞻”分論壇在昆明召開。逾百位與會學者,圍繞“婦女史研究”“婦女與發展”“生育與撫育”和“主體性與個體化”等議題展開討論,通過回溯歷史、關注當下,共同探討婦女地位變遷。論壇所選取的研究扎實、有創新性,新生代青年學者為論壇帶來了新鮮的研究主題和視角,反映了性別研究的多元性與包容性。

                                ■ 李珊珊

                                近日,中國社會學會2019年學術年會之“中國婦女地位變遷:回溯與前瞻”分論壇在昆明召開,論壇由中國社會學會婦女/性別專業委員會主辦,《婦女研究論叢》編輯部、云南民族大學婦女/性別研究基地合辦。論壇圍繞“婦女史研究”“婦女與發展”“生育與撫育”和“主體性與個體化”等四大議題展開,通過回溯歷史、關注當下,共同探討婦女地位變遷。

                                婦女史研究應回歸中國歷史情境

                                近年來隨著歷史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婦女社會史研究亦方興未艾,這成為本次論壇討論的重點。

                                與會學者們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展開了深入討論。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副研究員馬冬玲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為了動員農村婦女參與公共勞動,根據婦女的文化顧慮與現實需求,通過勞動技能訓練、社區勞動文化重塑、土地確權等一系列意識形態改造和制度建設,對婦女自身及其家庭、社區進行改造,使農村婦女在為什么勞動、為誰勞動、怎么勞動等問題上與黨的意志達成共識、形成合流,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婦女下田勞動,并使得勞動光榮的意識形態廣為人知。

                                寧波工程學院講師聞文則認為,在農業合作化時期,婦女加入合作組織,參與農業生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歷了一番曲折的過程。以浙江省平陽縣為例,婦女們參與合作社勞動的情況似乎與工資水平密切相關,并經歷了婦女勞動積極性有限,通過提高工資動員婦女參與合作社勞動以及鼓勵婦女回歸副業和手工業三個階段。

                                北京大學博士生鞏淑云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西方女性研究學界對中國婦女的研究往往得出婦女是解放運動的客體對象,其主體性并未真正建立這樣的結論。但時至今日,中國性別研究已相對成熟,不應再得出這樣簡單化的結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婦女發展與地位變遷

                                本次論壇的“婦女與發展”主題討論涵蓋婦女就業、勞動和撫育等領域的研究。

                                北京大學劉愛玉教授認為,1990年~2015年,女性在教育獲得上日漸與男性平等,但在收入上仍低于男性且差距日益擴大,其原因在于女性的就業脆弱性高于男性,脆弱就業使性別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應進一步改善女性接受教育的質量,制定積極的家庭照料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預防和消除性別歧視。

                                中國人民大學宋月萍副教授及學生聶嘉煒考察了1990年~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對“男人以社會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看法的變化,發現性別分工觀念有從平等向不平等回潮的趨勢,男性比女性更傳統,但隨著女性對傳統性別分工的內化,兩性間觀念的差異逐漸縮小,其中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向傳統的轉變更明顯。

                                中華女子學院李潔副教授認為在中國的社會變遷研究中,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是重要的事件。但市場轉型是一個宏大的概念,它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解釋婦女地位變遷取決于研究者如何開展計劃經濟時期與市場轉型期的對比研究,這樣才能揭示出市場轉型究竟是強化了還是緩解了性別不平等。

                                生育與撫育:父親參與、母職困境與公共政策

                                “生育與撫育”議題回應了當前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轉型和母職焦慮等熱點問題,也涉及女性學者自身經歷的現實問題,引起了與會學者熱烈討論。

                                北京大學佟新教授運用國家、家庭與個體的分析框架,梳理出城鎮學齡前兒童的撫育模式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公共撫育模式向市場化時代的私人撫育和母職優先模式的轉變過程,并表示國家的公共政策既塑造了家庭生活,也建構了家庭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勞動政策下,社會主義大家庭為解放婦女提供了公共撫育的可能性;而在市場化時代的教育政策下,個體化家庭策略性地增加了母職負擔。政策選擇的背后是不同的知識和學術立場在相互競爭。

                                山東女子學院李桂燕副教授認為,在全面兩孩政策下,家庭照料分工模式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參與家庭照料受阻主要源于傳統性別規范和社會性別運行機制。

                                清華大學博士后郭戈通過運用性別框架分析“喪偶式育兒”話語發現,這一話語中包含著育兒責任內卷化的母職困境和性別化歸責的性別焦慮,其產生的原因是關于撫育責任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社會支持不足。隔代撫育既是當前中國家庭兒童撫育的現實,也是阻礙包括父親在內的男性參與撫育的重要因素。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趙群研究員回應了關于家庭內部分工的討論,認為在當前市場化條件下,當家庭教育被重新定義時,家庭教育者也需要被重新定義,不能理所當然地把母親視為主要的教育責任承擔者。

                                北京大學馬鳳芝教授則回應公共政策背后的知識競爭,認為市場化改革以后,相關的西方理論如依附關系和原生家庭理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知識。但西方現代性知識的建構有其文化基礎,與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結構有不匹配之處。

                                主體性建構、身份認同與個體化

                                本次論壇的主體性建構、身份認同和個體化主題討論包括勞動、消費和跨性別等領域的研究。

                                上海財經大學蘇熠慧副教授通過比較三種類型女工的生命歷程,討論了打工女性主體“能動性”的三個層面——認知、資源和制度機會的作用機制。她以“造命”作為女性打工主體運用其能動性來改變社會結構的隱喻,認為能動性體現為對現有社會結構及其所在群體所處社會位置的清晰認知,對新社會結構的想象,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與制度機會結構的把握。

                                中山大學蔣捷通過對具有打工妹和女主播雙重身份的女性勞動者的研究,發現打工妹在工廠勞動過程中被建構為次等主體,在網絡直播中卻重構為“有價值、受尊重”的主體,主體性的發展是一個建構、解構到再造的過程,社會空間的交替轉換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這與蘇熠慧副教授的研究形成一種對讀,展現出女工身上由勞動和消費建構的兩種主體性。

                                華東師范大學邱潔以個體化為分析框架探究跨性別身份的形成,認為個體化的“脫嵌”和跨性別者的實踐是跨性別身份建立的重要因素,但在身份形成過程中跨性別者遭遇了由外而內的道德困境。

                                “中國婦女地位變遷:回溯與前瞻”分論壇收到論文共計三百多份,與會學者逾百位。論壇被評為“優秀論壇組織獎”,論壇所選取的研究扎實、有創新性,新生代青年學者為論壇帶來了新鮮的研究主題和視角,反映了性別研究的多元性與包容性。

                                (作者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編輯:任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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