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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中的女性,從“反戰”到“環保”

作者:邱吉青  來源:中華女性網  發布時間:2015-06-24

1905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以反戰為主題的《放下武器》一書的作者,奧地利女男爵、國際和平署名譽主席伯薩·蘇特納

  ■ 女性在人類和平事業中所做的努力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國際社會所認可,女性對于世界和平的貢獻也已遠遠超出反戰范圍。

  ■ 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社會性別歧視是導致非和平狀態的重要因素。

  編者按

  近日,“紀念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20周年暨婦女問題國別研究論壇”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虹口校區召開。論壇以“多維視角下的婦女問題”為主題,集聚了區域研究學者、女性主義研究專家以及婦女研究工作者,從國別研究的視角詮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性別平等、婦女地位等熱點問題。

  本篇文章則來源于此次論壇,作者對諾貝爾獎歷史上16位女性獲獎者的特征進行了分析,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人數的增加、地域的拓展、職業和身份范圍的擴大,對當代國際社會進一步發展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 邱吉青

  和平是人類最基本也最根本的訴求。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迄今為止國際上最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和平獎項,自設立之日起就是國際社會認識“和平”理念的一個風向標。自1901年首次頒獎以來,諾貝爾獎歷史上已產生百余位和平獎得主(包括個人及組織),其中包括16位女性獲獎者。

194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曾任社會學與歷史學教授、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之榮譽主席的艾蜜莉·格林·鮑爾奇

  通過研究女性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名單,可以發現兩個明顯的特征及變化:第一個變化是諾貝爾和平獎女性獲獎者在地域分布上的不斷擴展。早期的3位女性獲獎者都來自歐美地區,而近四十年來的13位獲獎者中,僅有4位來自歐美地區,其他9位全部來自亞非拉地區包括阿拉伯世界,占總數的近70%,其中亞洲5名(印度的特蕾莎修女、緬甸的昂山素季、伊朗的艾巴迪、也門的卡曼、巴基斯坦的馬拉拉)、非洲3名(肯尼亞的馬塔伊、利比里亞的瑟利夫和古博薇)、中美洲1名(危地馬拉的門楚)。

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天主教慈善工作家,主要替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有“加爾各答的天使”美譽的特蕾莎修女

  獲獎者在地域上的擴展,一方面說明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人民所面臨的和平挑戰巨大,她們為追求和平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某種程度上也比歐美發達國家更大,另一方面也說明諾貝爾和平獎對于國際和平問題的視野正在不斷擴展,對亞非拉地區包括女性在內的和平人士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第二個變化是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涉及的身份背景和職業領域范圍逐步擴大。獲獎者從早期的反戰和平運動組織者擴展到了后來的人權活動家、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人道主義者等,甚至連環保人士都被列入了評獎范圍,說明當今世界的“和平”內涵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非戰爭狀態”,反戰僅僅只是追求和平的一個方面,和平的外延正在不斷擴大,民族獨立問題、人權問題、貧困問題、生態問題等構成了當今世界和平問題的方方面面。

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緬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緬甸最大在野黨全國民主聯盟(民盟)主席昂山素季

  如果按照獲獎者的職業或身份對歷史上16位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進行分類,她們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第一類是非政府和平運動的倡導者及國際和平組織的領導人,第二類是人權運動及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第三類是為和平做出重要貢獻的國家元首或政府官員,第四類是國際人道主義者,第五類是環保人士。

  從獲獎人數來看,這五種獲獎者類型中又以國內和平運動及人權運動領導人、國際非政府和平組織領導人這兩類居多。從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先后順序來看,早期女性獲獎者以和平運動和反戰和平組織的領導人為主,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獲獎者以人權運動領袖為主,這也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在對“和平”含義理解上的變化與發展。

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因“為受剝削的兒童及年輕人、為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的權利抗爭”的17歲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優素福·扎伊

  諾貝爾和平獎女性得主人數的增加、地域的拓展、職業和身份范圍的擴大,對當代國際社會進一步發展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一,引發國際社會對“和平”內涵的重新思考和對諾貝爾和平獎的重新評價。縱觀整個20世紀,諾貝爾和平獎的關注點逐漸從傳統安全領域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擴展,人道主義活動和人權問題等逐漸進入諾貝爾獎委員會視野。第二,影響國際社會對女性在世界和平中貢獻的重新定位。女性在人類和平事業中所做的努力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國際社會所認可,女性對于世界和平的貢獻也已遠遠超出反戰范圍。第三,推動國際和平行動的深入進行。女性往往出于熱愛和平與向往安寧的本性而投身到反戰和平運動中,但國際社會和女性自身都要高度警惕極端恐怖組織對于女性善良本性的惡意利用,避免女性在恐怖行動中受到身心傷害。第四,有利于推進全球治理并彰顯國際社會基本價值觀。在全球治理主體多樣化、治理結構多層次化的今天,無論是各種身份的女性個人還是各種類型的婦女組織,都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女性的溫和細膩、善于溝通與妥協、關心弱勢群體、善解人意等性別特質成為其參與治理的獨特優勢。第五,促進女性主義和平研究的發展。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社會性別歧視是導致非和平狀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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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博士)

編輯:吳蘇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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