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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帶回中國社會理論的中心

——京滬社會學學者關注“家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張雪松  來源:中國婦女報  發布時間:2019-07-09

閱讀提示

近日,“把家帶回中國社會理論的中心”圓桌座談會在上海舉辦。與會者提出應在現代背景下去理解家,理解家的實質內涵;要用動態的眼光去看家庭變遷,并要放在中國情境下;“國-家-個體”之間并非簡單的三元關系,而是復雜的多維度的相互嵌入的關系;不要把中國家庭的縱向關系簡單化、本質化。

■ 張雪松

6月28日,“把家帶回中國社會理論的中心”圓桌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辦,《社會》雜志副主編孫秀林教授作為主持人,北京大學周飛舟教授和上海大學肖瑛教授作為引言人,上海交通大學陳映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吳小英研究員、趙立瑋研究員,上海大學計迎春教授、李榮山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林葉助理研究員作為與談人出席了本次論壇。與會學者圍繞“社會理論與家的關系”“為什么要把家帶回來”“現代社會轉型中家與個人主義的對立”,以及“家的理論與實踐”等問題展開了交流與討論。

為什么要把家帶回來?

雖然中國夫妻關系與西方家庭趨于相似,但傳統家庭結構仍在持續起作用。

周飛舟教授表示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社會關系的本位性是垂直的而非平面的,父子關系是中國社會中最為重要的關系,也是差序格局的核心;費先生關注的垂直關系其實來自孟子的一本論——“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這種一本論對于理解中國社會關系的垂直性、人的差別性是至關重要的;喪服的服制起點叫做“至親以期斷”,即血緣上為“至親”即“一體之親”的人,“親親”和“尊尊”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本原則。這種父慈子孝的一體論,既表現了中國人在家庭關系中的行動倫理,也構成了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饋模式”的重要基礎,這也是差序格局核心層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在一本與一體的基礎上,周飛舟又講了愛的外推機制和差等原則。

肖瑛教授通過回顧摩爾根、滕尼斯、涂爾干、韋伯、黑格爾等人的學說觀點來佐證家的重要性。同時他也談到,西方哲學史是一部沒有家的歷史,而追隨西方哲學的現代中國哲學也就罕見家的蹤影,但他重讀古典理論時發現,黑格爾的學說賦予了有形的家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地位,普遍主義的同胞倫理與現代社會的人道主義,都源于對家庭式特征的創造性轉化,其基礎邏輯關系就是家庭關系。隨后,他又從韋伯的比較歷史社會學出發,討論了家的總體性、多面向性、可分析性、家國關系、具體情境中家的多重呈現和復雜關聯下理解家的實質內涵,并分析了家作為中國社會理論構建的可能出發點。

關于“家”的想象與實踐

與會學者還針對“對家的研究的經驗思考”“個體-家庭-國家的關系”“家庭的現代化”等關注點進行了交流。

陳映芳教授首先回顧了自己做經驗研究時的經歷,她在早期做當代中國青年研究時始終無法規避的“國-家-個體”這三者間的關系;在轉向城市研究時,“家庭”的問題再次出現,遂轉而“將家庭放回社會結構”。同時她表示,要肯定個體的價值和可能性,個體是在社會化中實踐的,所以家應在承認個體的完整性、自主性后再放回中心。

吳小英研究員發現中西方社會理論的切入點都是家庭,工業社會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個人社會與家庭社會的離析、性別的分離、公與私的分離等。當探討家與社會的關系時,如果家被定義為私人領域的重要場所時,家是需要被帶回的,因為理解當代社會不能脫離私領域,家庭內部的秩序、情感關系的共同體是重要的。同時,她也認為,做家庭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國家”帶回來,“個體-家庭-國家”的鏈條關系是一體的,離開國家去談家庭是不可取的。

趙立瑋研究員回顧了現代社會對家庭的批判,并且追溯了古典社會學理論、西方哲學中涉及家的論斷。他從多比奧、盧梭、阿倫特、涂爾干的學說中分析了家庭所扮演的位置,隨后他表示,西方的理論家會給予家庭一個位置,但并不是十分重要,而個體化在當代社會中變得十分重要,日本的“下流社會”“無緣社會”都反映了家庭被削弱的事實,這是應該值得注意和反思的。

計迎春教授強調對家的理解要放在社會變遷中也就是中國轉型社會的情境下,對比中國不同社會時期,家庭的形態、結構、內部的權力關系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正在進行并將會持續發生。在世界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下,婚姻的制度與實踐都或多或少地處在劇烈的變動中。要以動態的眼光去看待家庭變遷;且要放在中國的情境下。

李榮山副教授從“作為中國人如何理解家庭”“現代化為什么先從家庭開始”出發,通過比較歷史視野去分析,考察了不同國家的理論與現實研究。他認為即使在西方宗教國家,家庭也是起著重要作用的,德國宗教改革產生了路德宗的宗派,在家庭與宗教的沖突中,這種不太激進的傳統保留了家庭的因素,這是韋伯所說的有機論的社會本體,糅合了基督教的宗教因素和傳統的家庭特征,因此可以說家庭充分的參與了德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側面來看也體現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可以把家帶回社會理論中心的可能性。

林葉助理研究員認為在單位制時代下,城市下層家庭的住居史是家庭主持者對成員日常生活的安置與各時期分配政策、社會機遇不斷相互嵌入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家庭內部角色分工、權力關系、性別認知、“法”與“家”的博弈等維度體現得淋漓盡致,當家庭被經濟因素擾動時,家庭內部的矛盾是一種策略和手段,無論是現代還是傳統行動中,家庭的倫理政治都是綿續的,家庭的政治邊界也是不斷變化的。

把“家”帶回來的再論

關于“家與個體化”的關系、“家庭結構的不同維度”“現代家庭關系的重要性”“家庭倫理與家庭邊界的變遷”,以及“構建中國社會理論的反思”等問題,與會的幾位學者都進行了深刻的討論。

周飛舟教授提及當代中國家庭和古代家庭完全不同,個體化的生長是十分茂盛且不可忽視的;肖瑛教授也持有相關觀點,此外,他對處于不同形態下的家又做了細致區分,“個體-家-國”的關系也是復雜的多維度的嵌入關系,在現實社會中是參差不齊的結構,因此經驗研究是至關重要的;陳映芳教授也強調,把家帶回來是充滿想象的,但要注意中國特殊性以及家庭特殊性的想法,不要把中國縱向的關系本質化;吳小英教授也表示,對于家庭理解既來自規范也來自實踐,對于新式家庭關系理解應該采取變動、流動的視角,并要上升到社會的宏觀結構變遷中去。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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