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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研究與防控中的性別盲區

作者:薛芮  來源:中國婦女報  發布時間:2019-05-07

閱讀提示

近年來頻發的校園霸凌事件中,受害學生與施霸學生的性別結構不再如同傳統思維中的“男孩好斗”偏向,校園霸凌中的性別因素值得社會更多關注。本文作者認為,在研究與防控校園霸凌的問題上,必須警惕霸凌話語對父權文化所建構的男性氣質規范與女性氣質規范的重復強化,對校園霸凌的身份構成并不宜采取基于性別差異的二元對立立場。

■ 薛芮

近年來校園霸凌事件屢屢見諸報端,成為社會關注熱點。校園霸凌不僅包括暴力毆打、欺辱傷害,也包括校園生活中的排擠、孤立、誣蔑、起綽號等,眾多青少年學生很可能在無意識中成為受害人或參與者。

校園霸凌的復雜性

校園霸凌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被西方學界作為獨立研究的議題。廣義的校園霸凌是指在學校環境中一方憑借直接的方式或間接的方式向另一方發起蓄意性、重復性、傷害性的行為,與校園暴力相近卻又不完全相同,二者的共同點是對行為人及受害人都會帶來長期的、顯現的或隱藏的消極影響。通常,校園霸凌比校園暴力的涵蓋范圍廣,也有部分學者將霸凌視為低水平、低程度的暴力。而與“校園暴力”相比,校園霸凌更強調重復性的傷害。

校園霸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韓國梨花女子大學預防校園暴力研究所發布了《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狀況報告》,揭示出全球每年有接近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各種形式的校園暴力與霸凌。

校園霸凌的類型可分為直接的形式,如身體攻擊、威脅恐嚇、辱罵嘲笑、侵犯騷擾等;以及間接的形式,如傳播謠言、孤立排斥、經濟控制等。而霸凌對受害青少年造成的消極影響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既是即時性的傷害也是歷時性的傷害,常見的如焦慮、沮喪、避世、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下降、注意力受損及學業成績下滑,更極端者甚至會進行自虐、自殘,甚至產生自殺傾向。并且,隨著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社交網絡的盛行令校園霸凌的媒介與形式更加多樣化,也令其產生的傷害更具表演性和傳播性,并在傳播中再生產著“二次傷害”。

需要注意的是,校園霸凌除了對受害青少年產生持續的、長期的消極影響外,對施霸青少年同樣可能造成嚴重的消極后果。在校園中施霸很可能伴隨其他越軌行為或誘發成年后的反社會傾向,諸如酗酒、吸毒、暴力、違法犯罪等。

校園霸凌中的性別因素考量

2018年被網絡媒體報道的校園霸凌事件就有近百起,到2019年的目前,我國各地也仍舊頻發學校內的暴力欺凌事件:2月,北京西城區某職業學院的五名女生在宿舍樓內對另外兩名女生毆打、辱罵、脫光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機拍攝了羞辱和毆打的視頻、在微信群內進行傳播;3月,云南彌渡一名初中生遭另外兩名學生毆打;4月,河北保定順平縣的兩名女中學生遭另外四名女生毆打36耳光……不難發現,在近年來頻發的校園霸凌事件中,受害學生與施霸學生的性別結構不再如同傳統思維中的“男孩好斗”偏向,校園霸凌中的性別因素值得受到社會更多關注。

校園霸凌的成因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等不同維度。首先,從普通視角來看,挪威心理學家達恩·奧爾韋斯將校園霸凌的受害人分為消極性的與挑釁性的兩種。在家庭歸因方面,霸凌行為可能與家庭教養方式、父母行為是否失范、家庭成員關系的和睦與否有關。例如常常受到家長暴力懲罰、辱罵虐待的青少年既有可能在校園中施霸,也有可能成為霸凌的對象。在學校歸因方面,學校教育的管理模式、教師的角色和定位都可能對霸凌行為產生影響。例如,校園霸凌從某種程度來說具有一定的隱匿性,如若學校單純注重學生成績而忽略德育,則可能在無形中助長霸凌風氣,令受害學生受到更深的重復性傷害。而在社會歸因方面,青少年的社交方式與朋輩社群情況,都會對霸凌行為造成習得性影響,而當今時代的娛樂媒介也可能造成暴力文化的傳播,令青少年“耳濡目染”地對暴力文化規范進行認可甚至推崇,從而形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同時,女性青少年的霸凌行為在我國社會中已愈發多見,除上述歸因外,也需注入更多的性別因素考量。例如,我國父權制的文化結構令社會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現象,家庭結構中也常見“重男輕女”傾向,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可能會受到家長的溺愛,相比男生更“嬌生慣養”或更敏感,以至對待沖突的處理方式更為偏激;而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的偏愛可能會導致女孩的心理波動,產生自卑或憤怒,從而通過學校生活中的施霸行為進行宣泄或是在受到霸凌對待時更加無助的順從。再如,青春期女生受生理階段和生長激素的影響,也很可能因浪漫、異性而頻頻引發嫉妒和爭奪,繼而發生校園中的霸凌現象。

顯然,探明校園霸凌的成因是制定有效干預方案的前提,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與防控校園霸凌的問題上,必須注意性別盲區。

后結構女性主義思維的啟示

在對校園霸凌身份構成的問題上,過去的傳統思維中存在著一種性別誤解與盲區。早期,人們普遍認為校園霸凌行為更多的集中于男性青少年之間,并且霸凌的方式是以身體傷害為主。其后,女性青少年間的霸凌情況愈發進入到人們的視線之中,但社會在對待校園霸凌的性別觀點上,仍然有著過分著重性別差異的二元對立之嫌,例如普遍認為相比男孩間的武力暴力,女孩之間更多的是非直接的侵犯、非肢體的操控。顯然,這種觀點有著本質主義思維特征,過分簡化、過分概括了霸凌行為的性別因素特點,并且會造成再次加深性別刻板印象的風險。

在探索校園霸凌的性別盲區問題上,后結構女性主義的理論思想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認為社會性別不是“有”或“是”,而是一種“做”,也就是所謂的“操演”,是個體為了成為被社會文化“認可”的一員而刻意為之的。也就是說,社會性別中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特征是通過我們的行為而制造出來的。這種規范化的性別操演鞏固著性別刻板印象,也影響著霸凌行為中的性別規范。顯然,當性別刻板印象不斷加深,男性青少年很可能會繼續操演身體暴力的霸凌行為,同時,我們在社會生活中也很可能約定俗成的認為女孩間的霸凌是以非直接的操控為主,從而令當今社會現實中女性青少年間的身體暴力被隱藏或忽略。

后結構女性主義同時也批判傳統霸凌話語下的“受害”與“欺凌”的二元邏輯。例如,男孩霸凌者與男孩受害者都被視為是失敗的男性氣質的標志,霸凌者被視為病態暴力、受害者被視為弱不禁風的失敗者,如此等等,皆是男性氣質性別規范的操演循環。

簡言之,在相關研究與防控中,我們必須警惕霸凌話語對父權文化所建構的男性氣質規范與女性氣質規范的重復強化,這種強化是一種循環的操演,不動聲色地支持著性與性別的權力階級和制度結構。在校園霸凌行為中,男性青少年與女性青少年的情況已并非截然二分,我們對校園霸凌的身份構成并不宜采取基于性別差異的二元對立立場。

(作者為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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